醫委會改革：一個前線醫生的心底話

從《2026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》談醫療制度的信任重建

作者：崔家倫醫生 | 2026-07-01 | 7 分鐘

六月二十六日，《2026年醫生註冊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正式刊憲。

消息一出，醫生群組裡炸開了鍋。有人擔心業外委員增加會令專業自主受損，有人覺得改革早該來了，有人默默轉發新聞不發一言。我看著手機裡此起彼落的訊息，想起了二十多年前剛入行時，一位前輩跟我說的話：「做醫生，最重要的不是醫術，是信任。」

這次改革的核心，正是關於信任。

**為什麼要改？**

醫委會成立數十年，一直是香港醫生的自律機構。但近年來，投訴處理效率低下的問題越來越突出。一宗投訴由提出到裁決，動輒三、五年甚至更久。對投訴人來說，這是漫長的煎熬；對被投訴的醫生來說，頭上懸著一把刀，同樣痛苦。

我認識一位同行，因為一宗投訴等了四年才獲裁定無罪。四年間，他每天上班都帶著陰影，對病人的每個決定都變得過分謹慎，甚至開始懷疑自己當初選擇行醫是否正確。最後雖然洗脫了嫌疑，但那四年的心理創傷，沒有人能補償。

另一方面，市民對醫委會的信心也在下降。當投訴石沉大海，當處理過程不透明，公眾自然會質疑：這個由醫生組成的委員會，真的能公正地監管自己人嗎？

所以這次改革提出增加業外委員比例至 31%，我認為方向是對的。醫療是專業的事，但監管不能只是醫生的事。引入更多社會人士的聲音，不是對醫生的不信任，而是建立更廣泛的社會共識。

**專業自主與公眾問責的平衡**

當然，我理解同行們的擔憂。

醫學是高度專業的領域。一個手術決定、一個用藥選擇，背後涉及大量的專業判斷。如果監管機構中缺乏足夠的專業聲音，可能會出現「外行管內行」的問題——用非專業的標準去評判專業的決定。

但我想說的是，專業自主從來不是絕對的。它建立在社會信任的基礎上。當這個信任出現裂痕，我們需要做的不是築起更高的牆，而是打開更多的窗。

我在旺角的診所裡，每天面對的病人來自各行各業。他們把最私密的身體問題交給我——前列腺的困擾、排尿的難言之隱、性功能的焦慮。這種信任，不是靠我牆上掛的證書建立的，而是靠每一次耐心的解釋、每一個誠實的回答、每一次手術後的跟進。

制度的信任也是一樣。它需要透明、需要效率、需要讓每一個持份者都感到被尊重。

**大灣區融合的新思考**

這次改革讓我想到另一個更大的議題：大灣區醫療融合。

過去幾年，我多次帶領香港醫生團隊到內地醫院參觀交流。深圳、廣州、珠海的醫院，無論在設備、技術還是規模上，都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。內地的醫療體制改革也在不斷推進，從分級診療到醫保改革，步伐之快令人印象深刻。

香港醫生在大灣區多點執業，已經不是遙遠的願景，而是正在發生的現實。但要讓這個融合真正成功，兩地的醫療監管制度需要找到對接的方式。香港醫委會的改革，某程度上也是為這個對接做準備——一個更透明、更高效、更具公信力的監管體系，才能在跨境醫療中發揮應有的作用。

我推動大灣區醫療交流多年，深深體會到：制度的差異不是障礙，而是互相學習的機會。內地在數碼醫療、AI 輔助診斷方面的發展，值得香港借鑑；香港在專科培訓、醫療質素管理方面的經驗，同樣可以貢獻給大灣區。

**一個泌尿科醫生的願望**

說回我自己的專業。

泌尿科是一個特別需要信任的專科。病人來找我，往往帶著羞恥感和焦慮。前列腺的問題、性功能的困擾、排尿的難言之隱——這些話題，很多男士連跟太太都不願意講，卻要在診症室裡對一個陌生人坦白。

如果病人對醫療制度沒有信心，他們就不會來求醫。他們會忍著、拖著，直到問題嚴重到無法忽視。我見過太多前列腺癌的病人，因為「怕麻煩」、「不信任醫生」而延誤了最佳治療時機。

所以，醫委會的改革不只是制度層面的事，它直接影響到市民的求醫意願，影響到疾病的早期發現和治療。

我希望改革後的醫委會，能夠更快速地處理投訴，讓好醫生不再被冗長的程序折磨，讓不稱職的醫生盡早被識別。我希望它能建立起一個讓市民和醫生都信任的制度——不是完美的制度，而是一個不斷自我完善的制度。

**結語**

七月一日，香港回歸二十九周年。

二十九年來，香港的醫療制度經歷了無數變遷。從 SARS 的洗禮到新冠的考驗，從公立醫院的超負荷到私營醫療的蓬勃發展，從本地培訓到引入非本地醫生——每一次變革都伴隨著爭議和陣痛。

但我始終相信，只要出發點是為了病人好，改革就值得支持。

醫委會改革只是一小步。真正的挑戰，是如何在變革中保持醫者的初心——那個當年穿上白袍時許下的承諾：以病人利益為先，以專業操守為本。

這個承諾，不需要任何條例來規定。它刻在每一個真正的醫者心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