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助人者墜落——一個醫者的無力與反思

太古城母女悲劇後，我在診所裡想了很久

作者：崔家倫醫生 | 2026-06-15 | 9 分鐘

六月十日，太古城廬山閣，一位四十八歲的母親從高處墜下。她生前是公立醫院的心理服務社工，每天的工作就是幫助別人走出黑暗。十個小時後，她十二歲的女兒步上了同一條路。

那天晚上，我在診所看完最後一位病人，打開新聞，整個人定住了。

我不認識她們。但作為一個在醫療系統裡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人，這則新聞擊中了我心裡某個一直不敢觸碰的角落——助人者，誰來幫助他們？

**白袍底下的暗湧**

醫生、護士、社工、心理學家——我們被訓練成堅強的人。病人在我們面前崩潰，我們要冷靜；家屬情緒失控，我們要安撫；同事壓力爆煲，我們要頂上。但我們自己呢？

我做泌尿外科二十幾年，見過太多生死。前列腺癌晚期的伯伯，膀胱癌復發的中年人，腎衰竭等換腎的年輕媽媽。每一個病人背後都是一個家庭，每一次壞消息都是一記重錘。我們學會了「專業距離」——把情感收起來，用理性面對一切。但情感不會因為你收起來就消失，它只是藏到更深的地方，等待某個夜深人靜的時刻，突然湧上來。

我承認，我也有過那樣的時刻。

幾年前，有位跟了我很久的前列腺癌病人，本來控制得不錯，突然轉移到骨頭。我記得告訴他壞消息那天，他很平靜地問我：「崔醫生，我仲有幾耐？」我盡量客觀地回答了他。他走後，我關上診所的門，一個人坐了很久。那天晚上回家，太太問我怎麼了，我說沒事。但其實不是沒事。

**「你有冇睇過醫生？」**

這句話，我問過無數病人。但當別人問我的時候，我的第一反應是——我是醫生，我不需要看醫生。

這大概是所有醫療工作者的通病。我們太了解疾病的機制，太熟悉治療的流程，反而覺得自己可以「自己搞掂」。但精神健康不是這樣的。你不會因為是骨科醫生就能自己幫自己接骨，同樣，你不會因為了解抑鬱症的病理就能自己治癒自己的抑鬱。

太古城的悲劇讓我想起一個數據：根據香港醫學會 2023 年的調查，超過四成受訪醫生表示曾經歷中度至嚴重的倦怠（burnout），但只有不到一成曾尋求專業幫助。社工的情況可能更嚴重——他們的薪酬比醫生低，工作量卻同樣沉重，而且他們面對的往往是最弱勢、最絕望的個案。

**從泌尿科看身心連結**

你可能會問：崔醫生，你是泌尿科的，講精神健康是不是離題了？

一點也不。

在我的臨床經驗中，至少三成的泌尿科症狀與心理因素密切相關。慢性骨盆疼痛綜合症（CPPS）、間質性膀胱炎（IC）、勃起功能障礙（ED）——這些疾病的背後，往往藏著焦慮、抑鬱、壓力過大。我見過不少病人，做完所有檢查都找不到器質性病因，最後發現根源是工作壓力或家庭問題。

身體和心靈從來不是分開的。你的膀胱會因為焦慮而過度活躍，你的前列腺會因為壓力而發炎，你的腎上腺會因為長期緊張而疲憊。當我們忽視心理健康，身體遲早會用它的方式發出警報。

**我們可以做什麼**

太古城的事件之後，社會上有很多討論——制度有沒有漏洞？十個小時的空白期為什麼沒有人陪伴那個女孩？這些都是重要的問題，但我想從一個更基本的層面來談。

第一，我們要正常化求助。看精神科、看心理學家，不是軟弱的表現，而是勇敢的選擇。就像你前列腺有問題會來找我，心理有困擾就應該找專業人士。

第二，我們要關心身邊的照顧者。那些每天照顧別人的人——醫生、護士、社工、老師、全職媽媽——他們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。問一句「你最近點呀？」可能比你想像中更有力量。

第三，作為醫療工作者，我們要承認自己的脆弱。我現在會定期和幾位老朋友——都是醫生——聚會聊天，不談醫學，只談生活。這是我的「自我照顧」方式。每個人都需要找到自己的方式。

**寫在最後**

我不知道那位社工媽媽生前經歷了什麼。我無法評判任何人的選擇。但我知道，每一個生命的消逝都在提醒我們——這個社會的安全網，還有太多破洞需要修補。

如果你正在經歷困難，請記住：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 24 小時熱線 2389 2222；社會福利署熱線 2343 2255；醫管局精神健康專線 2466 7350。

你不需要獨自面對。

而我，一個泌尿科醫生，在旺角彌敦道的診所裡，除了治療你的身體，也願意聽你說說心裡的話。因為我始終相信，醫者，不只是治病，更是治人。